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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匍匐在土(散文)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2-23 15:09:45

1

总是在冬夜,外面还寒霜,父亲就起来了。穿上一件几经转手才到了我们家的半截羊皮袄,那袄很脏,上面还有暗黑的血迹,是人的还是羊的,没有人考究,但它御寒。哥哥曾穿它,姐姐也曾穿它,父亲去世后,这件羊皮袄,留给了姐姐。

今年是父亲去世20年,20年无祭,没有只字片纸写给我的父亲,只是当年在父亲的病榻前,我写过一篇急促的文章。父亲出殡的当日,那文章恰在当地的一家报纸刊出,里面有一句“乡里小儿”的俗语,这本是一句庸常的套话,但有的人不高兴了,就如眼里有了芒刺。当在乡镇工作的堂姐告诉我这事的时候,身穿重孝的我无奈地苦笑,随即勃然大怒,我说,让他们找我算账好了。那声音大得惊人,四周的亲戚都转头看我。父亲棺木尚未入土,我要维护父亲的尊严,思想的尊严,不要让我的父亲再一次受辱。

今天,我特意把20年前的文章找出,毫无增删,把那段文字原本照录:

望着眼前卧床失语的父亲,我就想起那个当年被生活逼迫无奈、到机井寻死的人。那时我才出世三天,他去向队里干部讨一点谷子来给我母亲和我熬点粥喝。最终无奈的他向乡里小儿跪倒,匍匐在地,对着那人喊出一个字:“爹”。父亲不是韩信,他受的屈辱也远甚于胯下,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投井。几十年后,我在菏泽工作的时候,父亲每次到城里,怀里揣着的是一个用锡打制的酒壶,那壶乡间唤“咂壶”,需倒旋才能打开盖子,把壶放在近身的衣服里,酒也就有了体温。我常想饮酒、醉酒是天才的最好下场,想不到一生屈辱、不能明白表达自己意志的父亲,一生平庸无愧的父亲,竟和天才们殊途同归。饮酒,是他们共同的出路。

20年了,父亲庐墓已拱,而20年前的文字还在。今我南下岭南,远离血地,就像是做贼一样,我感到一种对父亲和那片黄壤的亏欠。20年,我很少在文字中提到我的父亲,我在寻找一种有血痂的文字,那是专门与父亲般配的文字,与苦痛相称的文字,不轻慢不懈怠,如土地滞重敦厚的文字,但还是不能如愿。

我知道,父亲是一个被践踏者、被侮辱者,他生得瘦小,说话口齿不清、呜呜噜噜,他不会说理、好急躁,急了就骂娘。父亲是一个从小在集市上做面饭生意挣扎生活的手艺人,他到过周围方圆数十里大大小小的集镇,认识很多人,但知心的,我知道的就什集镇西街姓周的一个大爷,北街姓马的一个大爷。他们两个都年长我父亲,一个卖烧鸡,一个做茶炉子(拿手的绝活是酿醋)卖开水。他们的身上一个是常年的油腥味,一个是煤烟味。

父亲是一个失败者,失败者的地位在乡间也是最低下的,各种力量都可以使唤他消耗他剥夺他。人们爱取笑我父亲,给他起各种带有侮辱色彩的绰号。其实包括我母亲、哥哥也都看不起父亲,哥哥常和父亲顶嘴,我看到一个没有尊严的父亲在儿子面前的焦虑,父亲急了,也是呜噜呜噜骂人,然后气得走掉。

这是一个卑微的人,卑微到人们的眼睛里好像没有这个人,只是蝼蚁般的生物的存在,即使在他的兄弟、堂兄弟甚至子侄那里,也没有尊严和分量。我有时对父亲的生存感到悲哀甚至悲悯,但我知道,父亲是不可替代的,我同情我的父亲,即使人们践踏他如泥土,但他依然那么良善,可有反抗。

母亲常与父亲吵架。两人争吵了一辈子都没有和解,就如不能同槽的牲口,犯忌,会互相踢咬,大打出手,骂骂咧咧。那种怨恨,我久思不得其解,可他们仍然一起过着野草蒺藜般的寻常日子。

我出生的时候,应该说是父亲人生的最低点,他原本作为手艺人,公私合营后成了一位吃供应的人,到了上世纪大饥荒的年代,又被裁员下放了。也就是在我出生的时候,他连底层的等而下之一也不如,挣扎到吐血,挣扎到绝望,就有人逼得他差点跳机井自杀。

我没有体会过父亲内心的绝望和黑暗,但我知道“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日光”。毕竟父亲是所谓的公家人,而最后被剥夺身份还乡种地,父亲这一辈子是怎么样在血水里趟过的?无论何等的命运都能全盘接受?我自认我做不到。如果做到,那就如猪一样无疑,但我这个比喻并不是针对我的父亲,我知道猪没有思想。这世上如果真有有思想的猪,那它不会相信所谓的谎言和承诺。父亲太相信宣传相信领导,领导说让他还乡,等形势好转再回来,他就听了。但父亲把下半生等完了,也没有再接到上班的通知,父亲不知道戈多,但父亲对一个虚幻的许诺有期待。被别人规划的人生,注定无法摆脱被强权和强势所支配,那下场注定是悲剧无疑。

也因为这,我从小就仇恨逼父亲自杀的人,那人读过书,在乡村里属于常使坏的人,对比他地位低下的人手打脚踏,毫不在意,对地位比他高的人毫无顾忌地吹捧。乡村也是江湖,汹涌澎湃。在我出生的时候,偏巧,我们生产队里一个在大队当干部的人的父亲死了,此人拿着生产队仓房的玉米、麦子、大豆成麻袋地送去,让他们待客。而我出生时,家徒四壁,盛米面的瓮与陶土的缸里无有粒米,于是就想着借队里一点谷子,脱下皮子弄点小米,为我的母亲温补一下身子。但生活的坚硬和冷漠拒绝了父亲,这个年方四十的男人,无力抚养妻子无力抚养刚出生的儿子。那是雨天,深秋的雨天,早已没有了雷声,但他喉咙里像是有轰鸣的雷声从肺腑爆出,人们看到了这雷带来的水,他的脸颊汹涌的泪水。他不愿再在这个世道无尊严地活着,他像要倒净这如苦胆般的生活的汁液一般,冲向机井,被人在井口强行救下了。

2

当我有记忆的时候,父亲到山西讨生活,是货郎一类的,小时,我特别怕人讲山西狼吃人的故事。我们是平原,从来没有狼,但童年的记忆里,很多狼的传说缠绕我的记忆,狼把人吃掉,手指脚趾就是狼的点心。

那时,我总感到父亲在外面是要饭,总忘不掉父亲那戴着臃肿的棉帽子的沧桑。

就是这张沧桑的脸,在一个冬日归家,母亲站在低矮的门框前,虽然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一直疙瘩,但作为支撑家的男人,她还是盼着他回来。我也牵着母亲的手,站在门框的边上,一个戴着棉帽子的人,推着一个木轮车近了,母亲一边抓住我,一边用手抹眼泪。待到那人走近,母亲说:你爹。然后就哭起来。

哭声,临近年关的哭声,让我跌入了无边的冰寒里,我也成了一个冰碴子,被生活硌出了血。

他们当时才是中年,但漫长的苦痛与苦熬,皱纹里的尘霜,愈发使他们渺小无助。

父亲先是笑着,后来也哭起来,一个男人在自己的屋檐下,望着冬日里的妻子与儿子。那时的景象烙在我的心上,院子里的槐树铸铁的枝干,如刺一样扎向苍茫。

父亲把铺盖卷扔到屋里的地上,年关的夜幕,就如一床硕大无朋的印花包袱一下子把我们的平原包裹了。

我还记得父亲遇到的一次凶险,父亲在土地上苦做,当时是在地里抗旱,生产队里派父亲去推水车,白天黑夜地推着水车长长的木柄。一天父亲实在太疲累,他的手没抓住,水车木柄的反作用使那木柄如横扫的兵器,一下子击中了父亲的太阳穴,他被打昏过去,垂死在机井的壁上。生产队负责查夜的人看到父亲卧在那里,就用脚踹,用脚踢,说:别偷懒,装死。父亲的血已经渗进泥土,土成了硬块,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人道的话,父亲浑噩噩地站起来,又嗵地一声栽倒,后来,他跌跌撞撞摇晃着站起,又抱着水车的木柄吃力地推起。

所谓的物伤其类,那是建立在同情与悲悯的基础上,但乡间的冷漠与残忍,把最后的一丝温暖的伦理也践踏殆尽。深夜,姐姐用火柴点着劣质的烧酒,为父亲清理太阳穴附近的创面。第二天,父亲还是爬起来到地里出工。到了寒冬腊月,那是农民最难熬的时辰,要去黄河出河工,挖河或者加固大堤。那河里有冰,人跳进去,深的沟把人头都遮蔽,只有铁锨连着的土块被一次次抛出来。有时,铁锨上粘的土块如胶,无论多大的力气就是抛不下,或者是土块太重,父亲举到头顶抛不出,就石块一样砸下来。

天不明从河工的帐篷里跌撞着爬出,晚上踉跄着回到帐篷,鞋子里是冰,是血,成了铁鞋。即使是风雪天,父亲说那也得出河工。

每年河工上都有死人的事发生。

父亲说,人就像小鸡,扑拉一下翅膀,说完就完了!

在70年代中后期,为了一家老小糊口,父亲偷偷摸摸地弄些小麦面、一些棉子油蓖麻油,找一个平底锅,在家里炸一种鲁西南平原称为“面泡”的吃食。面泡圆圆的,如陀螺的形状。出锅的面泡焦黄,外酥里嫩,那功夫主要是在和面摔面,这是一个力气活与技术活,小麦面沾水后很粘,要把面从口径三尺的斗盆里扯起,然后咣咣地摔下,重复上百次千次,直到那些面与空气完全接触,有了筋道。然后平底锅里的棉子油、蓖麻油冒起了黑烟,母亲在灶下烧火,父亲就用筷子叨起面续到油锅里,那面团如气泡一样膨胀,在油锅里飘荡。

有时在夜晚悄悄用秫秸梃子制的筐装上炸好的面泡,端到街上去卖,有时那些饥饿的人会找上门。那些日子,就是靠这些违禁的小生意来勉强维持家的开销。

但有一次,父亲刚支上锅,锅里刚倒上油,母亲刚生上火,管理集市的被称为杨大篮子的人到了我家,他一脚踢翻了油锅,真佩服他的脚下功夫,竟然毫发无损。父亲被带走了,那一夜,母亲搂着我,在床上坐了一夜。无边的黑夜,四处的荒寒与死寂,我们母子枯坐如木偶。但命运的线牵在谁的手里,拨弄着我们全家?天地不仁,天地不语。生活快要窒息,年少的我,无尽的咳嗽在那黑夜。

第二天父亲被带到离家五里的一个修桥工地上办的学习班,接受劳役改造。

那桥建在满是芦苇的沙河上,我和姐姐就一天三顿为父亲送饭,用瓦罐盛着红薯粥、地瓜窝头、辣椒等,天天如是,周而复始。父亲在那里搬石头,光着脊梁,瘦矮的他愈发渺小。有时他蹲在那里用锤子敲石子,一下一下,重复乏味的劳动,作为投机倒把的惩罚。

那是夏天,一天三顿饭,都是姐姐提着瓦罐,我手里提着用土布围巾包着的窝头,姐弟两个走在早晨,走在正午,走在黄昏。好像太阳总是在头顶,照得我眼睛发黑,地下的土烫脚。

但是,令我铭刻终生的事像崩塌的桥墩一样,把父亲、姐姐、我一下子窒息了。正午的天空白花花地炽热地燃烧,我的头上、脖颈上的汗像虫子在咬,姐姐在系鞋带把瓦罐递给我,让我提一会。我不知怎地提着提着,觉得瓦罐的绳把我手勒得有点疼,想倒换一下手。谁知,瓦罐跌到地上。

瓦罐碎了,满满的面条子如蚯蚓全趴在地上。

姐姐惊呆了,这是母亲这一个月唯一的一次拿出家里的麦子面掺上一点地瓜面为父亲擀的面条,也是家里父亲炸面泡剩下的唯一一点白面,全家人都舍不得沾牙。

我还没从惊愕中醒来,姐姐一个巴掌拍到我的头上,然后就蹲在地上,从土里拣面条。

姐姐用衣裳襟兜着面条走向修桥的工地,我在太阳下啜泣。我觉得头顶的太阳很红,如父亲炸面泡的平底油锅。

修桥的工地上,一片片脊背躬凸在燃烧着的赤日之下。矮小的父亲走过来,拿着一顶草帽,他把姐姐衣襟上的面条倒在草帽的深处,走向一片水,用水淘洗面条里的土。

太阳很白,太阳很红,修桥的队长在喊:歇会,吃饭了!一夏天都是地瓜窝头,如橡皮一样涩又强韧的窝头折磨着父亲的胃,还有那些辣椒也在父亲的胃里围剿翻腾,父亲曾捎信给母亲说:这段时间一直烧心。于是母亲才狠心做了一次擀面条。

在回去的路上,姐姐问我还疼么?她用手抚摩着我的头,姐姐哭了,她的泪顺着她的脸颊流到胳膊上,然后从胳膊流到我的头上。

在今年的春节,下雪的时候,姐姐见到我,我问起给父亲送饭的事,姐姐一直后悔打我一巴掌。为保持一个农村孩子的尊严,为不再为了五斗米折腰卑躬屈膝,我只身漂泊来到南方,当时平原深处老家的人谁我也没告诉。姐姐是为外甥定亲的事来向我借钱,姐姐张口借钱也是很难的,姐姐说以后还,我说不必了,为了当年贫穷日子里挨的一记耳光。作为一个弄文者,我知道耳光的意义。但我甘愿接受来自姐姐的这一记耳光,它表达了在那种困难日子里粮食和白面的珍贵,更重要的是对父亲深挚的爱。

3

如果给父亲一个职业定位,父亲是一个挣扎在小面饭生意和种地之间的农民。他一生都是匆匆走在糊口的路上,他担当不起这样的伟词:商业和农业。但他却与这些相近:面食手艺和农作物。这些关键词贯穿他一生,再加上一个关键词:扫大街。父亲一生就如吊在悬崖上,随时都有被生活推下去的危险,为了糊口,他只能忍受。

丸子和凉粉代表父亲面饭手艺,在好多时候,父亲在夏天集市卖绿豆凉粉,冬季卖绿豆丸子。我家有个架车子,这种车的样式特殊,类似红车子的造型,改造成上面是木制的平面,后下方有个柜子,木独轮在平面下的前部。人在后面双手驾车,躬身前推。夏天冬天父亲把盛凉粉和丸子的簸簏和遮阳的棉布棚,条凳用绳子缚在上面。炒的酱、醋、蒜、芥末、香油、碗筷放在柜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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