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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枫】童年往事(散文)_1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2-09 22:06:12

●六一节的糖果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我在陕西省建筑总公司子弟小学读一年级。午间操结束,我们一群小朋友就挤在一溜平房的玻璃窗外,极其羡慕地瞧老师带着高年级同学,围在一堆花花绿绿的糖果前,一五一十地往纸袋里装糖果。

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就像盼过年那样盼着六一节的糖果!

下午庆祝仪式结束,我们毕恭毕敬地坐在教室里。因为新来的班主任迟老师说了,谁不遵守纪律就不发糖果。于是,大家睁大着眼睛,安静地看着迟老师将十粒一袋的糖果装在一个盘子里,端着盘子由前往后的分发。

我个子高,坐在第二竖行的最后一排。老师发给我的同桌女孩子一包后,盘子空了,她又上讲台去取。这回盘子却没有端到我坐的最后一排来,而是走到第三竖行的第一排开始分发。这样,就把我给漏发了。

发糖完毕。我勇敢地举起了手,迟老师让我站起来。刚要起身,不料椅背将我的裤子背带勾住了,身子起了一半又被拉回到椅子上,引得哄堂大笑。我一下子红了脸,犹豫地重新站起来,话说得就有点语无伦次:“老师,纸袋没有……我糖……少发了……”话音未落,又引来一片笑声。不知道是我吱唔还是同学嘻笑,让老师以为我是在调皮,故而严肃地对我说:“谁也不能多吃一份,坐下!”我无奈地坐了下来。

放学了,没有发到糖果的我,又被老师批评,心里十分委曲。同桌的女孩子平时不说话,不会叫她来作证;我想到两位好同学赵洁民与王维克,便将自己的书包和身上的口袋全翻给他俩看,又引他俩到自己的课桌抽屉来检查,确实没有一粒糖果。

他俩为了安慰我,一人摸出一粒糖,但我不吃。三个人你瞅我我瞅你,都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不敢进办公室,只能站在门外,想等老师出来时跟她说。但是,出来进去的都不是迟老师。这个迟老师怎么就是迟迟不肯出来?这时,比我年长3岁的哥哥放学经过,便问我站在这里干什么?见我不回答,硬拉了我走。

路上,哥哥见我唬着脸,便问:“你做错了什么事?老师骂你了?”

我咬咬牙不回答。

“肯定是做了什么错事……”

我一时怒火中烧,对着哥哥喊:“你走!我不要你管!”

哥哥见我歇斯底里,也就不再理我,自顾自地朝前走。我狠狠踢着路上的石子,心里说不出的懊丧。

吃晚饭时,姐姐嫌我饭粒掉在桌上,刚说我几句,我就嘟囔着嘴生气。姐姐说:“谁的话你都不听了。等妈妈回家,一定告诉……”

还没等她说完,我便一推碗,不吃了。

我呯地一声关上门走了出去。大家都搞不懂我今天是怎么了?其实,他们哪知道我小小的心灵正遭受着冤屈的煎熬。

没等爸妈回来,我就爬到自己的小铁床上,将被子蒙住了脑袋,掩饰着十粒糖果留下的伤心。

移时,妈妈进来掀开我的被角,问:“蒙头睡觉不闷啊?”发现我泪眼婆娑,马上摸我的额头,问哪儿不舒服?我摇头;是不是受人欺负了?我摇头。眼泪却不听话地大颗大颗滚落下来。

妈妈把我抱起来放在大床上和她一起睡,又塞了一只圆溜溜的橘子在我的手心里。妈妈安慰我:“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啊?今天不说,明天告诉我也行。小小年纪心事这么重?男孩子懂得气量要大……这个礼拜天我们全家一起去阿房宫看电影,好吗……”我蛰伏在妈妈温暖的脊背上点着头,浑身是那样的安稳、舒坦;一股股暖流打心眼里冒起,让所有的委屈都化烟化灰般地消失了……

我想:如果那晚没有妈妈温暖的脊背,我也许会做一场恶梦。

是啊,有妈妈在的日子,多好。

那年我7岁。

●梦中的地图册

大概在读三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了世界地图,喜欢到能把《新华字典》后面世界各国首都面积人口统统抄在自己的练习薄上;并且能背出絶大部分国家的首都名称来。

当时家住在福州市中心的东大路西端,距离3站路的东大路东端,有一家全市最大的书店。一日我与哥哥在书店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红色封面的《世界地图册》,标价:8角。我翻开书中的画面:有大洋高山,有平原江河,有许多许多国家,有数不清的城市乡镇,其中还配有若干幅风光图片——不是哥哥拉我,真不想离开这本让我流连忘返的地图册。

自此,我一直记挂着这本世界地图册:那绿的平原黄的山脉蓝的海,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在我的梦中几番出现。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本地图册呢?

照我的经验,向大人要8角钱买一本课外书,真还没有过先例。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办法:母亲每天规定我的早餐费是8分,省下十天的早餐费,就能收集满一本地图册的钱。于是,我第二天就绕开平时常吃早餐的小食店,开始饿着肚子去上学。心里有了既定目标,实施起来并没觉得困难。

但十天时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光阴。挨到第三天就碰到了倒霉事:课间我去解手,不慎将口袋里省下的三天早餐费共2角4分钱随手纸一同掏出,眼睁睁看着几张纸币扬扬洒洒地飘落进深深的粪坑中。我随即找了根竹杆,够不着不说,根本无法打捞。当时心里那个痛啊!

不过我并不气馁,一切从头开始。有了这次教训,我严格看管省下的早餐费,将它包成一个纸包,塞在床铺的角落里。在蒙胧中数次见它慢慢鼓胀起来,梦里盼它快快筹足兑现——星期天,我还特地跑去书店看一看那本红色的地图册,见它安然地竖在书架上,我的心里就一阵欣喜。我默默告诉自己:用不了几天,这本世界地图册就是我的了。

终于攒够了8角钱。下午放学,我约了同学彭水波一起去书店,一个人买书还有点胆怯。当我手心里紧攥着8角钱,兴致匆匆来到书架前时,那本红色的世界地图册已经换成了一本黄色的图书:《怎样改造碱性土壤》。怎么回事啊?前几天都还在的呢?我上上下下又搜索了一遍,还是没有。我慌忙拉着水波一同去问售货员。售货员告诉说:那本世界地图册卖掉了,现在库里也没有。

听了这话,不啻是五雷轰顶!我不知道怎样出的书店,极度失望叫我一屁股坐在了书店门口的台阶上。水波数次催促我走,我没动。他就独自回家了。

坐在冰凉的台阶上,那句“我想要的地图册没了”的话,像录音机般在脑子里反复旋转。心里怎么也不明白,几天前还好端端立在书架上,怎么说没了就没了,这不是存心欺负人吗?

书店关门了,路灯也亮了。

有位老者走过来问:“小朋友,怎么还不回家?”

我没吱声。

“迷路了?还是有什么困难?”

见老者如此关心,我便告诉他:“老爷爷,我要的那本地图册被卖掉了!”老者笑了:“书以后总会有的。天都黑了,小朋友快回家快回家,爸妈要着急了!”

我突然想起上次捉迷藏,我躲在草堆里,一时没有伙伴找来,竟然睡着了。那天天也黑了,妈妈找不到我都吓哭了。我是得赶快回去。

我小跑一般地加快着脚步,但心情就像天色一样越来越昏暗……

后来,我也经常去书店,但是那本红色的世界地图册一直没有出现过;而我那个8角钱,也没敢用,一直藏到了新年。如今,我拥有的各式各样地图册不下几十本。但是,没有一本地图册能让我有当年儿童时代那种兴奋渴望的感觉,那种兴奋渴望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出现过。

这种感觉让我寻找到了童年的那份执着,在人生中也应该算是弥足珍贵了吧。

●“良嘎亮”

“良嘎亮”,福州话里是对外乡人的贬义。

我在西安还没读完二年级,全家就随父亲到福州。当时两个总工程师家里共有六名孩子要上学。其他五个孩子比我大,都是小学四五年级或初中一二年级,全部进了省师大附中附小;我虽然可以直接升三年级,但附小却没有三年级名额。无奈,只有独自去条件较差的水涧小学。

水涧小学由一座庙宇改建,没有操场不说,教室也是阴暗潮湿,教育设施严重缺乏:除了几张旧木板钉制的课桌外,凳子都由学生自己解决。我记得回家与母亲说过要带凳子上学的事,但母亲那时忙,或许压根就没想到上学还要自带凳子,所以没当一回事。致使我站在教室后面,贴着墙壁听了半个来月的课。后来不知怎样被母亲知道了,才央隔壁的戴国璋叔叔敲了一只木凳子。但木凳子敲矮了,坐着只能瞧见三分之二的黑板。不过,总比站着听课强。

没有凳子上课,倒还不算什么难题;难的是初来乍到,听不懂可能是全中国最难明白的福州话。上第一堂算术课便让我傻了眼:老师从头到尾没一句话让我听得懂,我只有参照黑板上的加减乘除来揣摩课堂内容;第二节语文课,除了用带有浓郁闽南味的普通话朗读课文,余下的也是鸟语迷离云遮雾障,听不懂。整半个学期都是生活在印度爪哇国。更要命的是只要我开口说话,不管对错,都会引来一阵大笑。估计是我上海味的普通话与同学说的闽南方言格格不入,拿我当成了异类。

由于地区间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当时上海的条件在全国是最优越的,而那时的福州却比较穷困。我的同学大抵是贫民子弟,往往一二只咸橄榄放在碗边,就可以吃下一碗饭去;我的周围男女老少春夏秋冬基本上都赤脚。这也是一种当地习惯。就拿我们的校长来说,她可以烫着头发,穿着大衣,但往下一看:两只大脚一丝不挂。我的同学个个脚底板磨炼出一层厚茧,可以在满地霜冻的地上走,也可以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悠然地走过滾烫的铁板,这真是本事。我们上海小孩不单要穿袜子,还要穿胶鞋布鞋皮鞋,冬天更要穿母亲手工做的上海蚌壳棉鞋。棉鞋每每穿出来,马上引起轰动:女孩子围观这双棉鞋,笑得是前仰后合;男孩子围观就要动手动脚不老实。

更有甚者,我有一件改制于父亲的毛料毕叽中山装,有厚重的假肩膀,一穿起来,俨然像位耸肩挺胸的“小将军”。于是,只要我一出现在教室里,就引得大家齐声叫哴:地主来了!资本家来了!有调皮的同学还上来要脱我鞋子脱我衣服。有一次我用力将一个上来解我纽扣的同学推倒在地,不料他的手臂擦伤出血了,正好被一位老师看到,用福州话喝斥我:这个外地学生怎么这样野蛮!于是,大伙就瞎起哄,围着我用福州话骂道:良嘎亮,奔坡尽操靓!良嘎亮,奔坡尽操靓!——“外地人,放臭屁”的意思。这句口头骂人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很长时间,我都没有交往的同学,也没有说话的朋友,自然是十分的孤独;加上还要遭受大家的取笑谩骂,小小年纪确实挺难支撑得了。我开始逃学。那时正值大炼钢铁时期。我时不时就跟母亲说:今天老师去炼钢了,学校放假;到了明天又说学生要去拣石头,砸碎后卖去铺路以增加学校收入,放假不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就这样混着,奇怪怎么学校、家里都没人管?现在想想:当时老师与家长如果能够沟通或留心关怀一下自己,那我的境况会改善许多。好在三年级上学期考试,莫名其妙还都考了七、八十分。

可能是老天爷不想让我继续掉进这“逃学”的泥潭中。三年级下学期我家楼上搬来了一户印尼华侨,有个孩子叫彭水波,会说国语,又与我同龄,于是也就转到了水涧小学和我同班。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做作业,一起说笑,一起玩耍。有了一个好伙伴,非但不孤独,还增加了好几倍保护自己的力量。四年级读完,水波因患先天性心脏病到上海去开刀,并且休学一年。正当我为失去一位好伙伴而苦闷时,五年级开学,从外校转来了品学兼优的吴自荣,我们马上成了好伙伴。这该是天赐的缘分吧。

另外,也得益于平时语言环境的耳闻目染,第二学期自己就能听得懂福州话能简单说当地话了。有了语言的交流,上课时举手问答就有了主人翁的资格,课余时和同学的接触面也大大增强:大家最喜欢听我讲上海、西安等地我所熟悉的南京路外滩、潼关华清池……我一下子成了最会讲故事的人。

从此以后,我的学校生活慢慢和谐起来:同学认可你了,老师熟悉你了,学习成绩自然就优秀起来。第二年,选我参加市小学生朗诵比赛,那时福州孩子普通话大都说不好,得了第三名;还作为小学生代表,在一次集会上向省委书记献花。

当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当时的全国“考大学状元”——福州第五中学,现为福州市格致中学时,全家人都有点意外:这破庙里的小学竟然会飞出一个小状元来?这又是天赐的惠顾。

确实,冥冥之中,我始终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操纵着自己:在我8岁这年突然改变了读书环境后,上苍只给予了我半年短暂的磨炼,没让我向辍学的道路上滑得更远;才能让今天的我还有断文识字阅读写作的能力。如是,真正是要感激上苍的厚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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